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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温故》的博客

温故而知新

 
 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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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温故》杂志网易官博

《温故》是历史文化读物。它以今天的视角来追怀与审视过去,并为当下的生存与未来的发展提供一种参照。这就是所谓的“温故而知新”。本书大体上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:(1)对人类以往生存状态的追怀,(2)对历史的审视与反思,(3)对历史文化遗迹与遗留文本的重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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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洋政府:爱国乎?卖国乎?  

2010-05-19 18:16:40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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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亲日与卖国之间

选自张鸣《北洋裂变:军阀与五四》 2010年5月 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 

       作为五四运动的靶子,曹汝霖晚年写回忆录,并不讳言他亲日,但他否认自己卖国,这很耐人寻味。五四运动斗争的矛头,最浅的一个层次,是曹 [ 汝霖 ] 、章 [ 宗祥 ] 、陆 [ 宗舆 ] ,再深一点就是徐树铮和安福俱乐部,最后就是段祺瑞。五四游行这天的卖国贼还只是曹、章、陆,很快学生们就口无禁忌,从安福俱乐部一直骂到段祺瑞。这一点,五四游行过后,段祺瑞就很清楚,据曹汝霖后来回忆,火烧赵家楼之后,段祺瑞来安慰他,当即说,这是冲着他 [ 指段 ] 来的。

       被这么大个运动,被这么多人当靶子打,原因是他们卖国,或者大家认为他们卖国。那么,他们是不是真的像人们说的那样,是中国的石敬瑭、张邦昌,朝鲜的李完用呢?显然,段祺瑞政府之所以为人诟病,90%以上的原因,是因为段本人及其集团的亲日政策。而段政府之所以亲日,关键在于日本的寺内内阁上台以后,改变了前任大隈内阁一味强硬的对华战略,由硬转软的缘故。但在实际上,这个所谓的“软”,也是相当有限的,用寺内对华策略的操盘者西原龟三的话来说,既非“宋襄之仁”,也非“强横蛮干”。2所谓的“软”,无非是大把地撒钱,但在这大笔的日元借款背后,却是彻底控制中国金融控制中国政府的远大图谋。在段政府和日本的蜜月时期,我们看到,日本在中国的活动,并没有因段政府的亲日,而有半点减少。日军依然占据着青岛和胶济铁路,在山东的首府济南,日军依旧如往昔一样跋扈,日本在东三省和福建,也照样强势地拥有特权,地位明显有所增强,而且通过段政府,把手“合法”伸到了长江中游。

        事实上,在所谓的中日蜜月期间,日本的威胁,不仅没有减弱,反而通过段政府跟日本的一系列密约和换文,得到了“合法”承认,不仅巩固了他们在山东的存在,而且通过胶济铁路的延伸,济顺、徐高两路的借款,把势力扩展至整个中国的腹地。同时,由于参战军的训练和装备,中日间关于应付俄国事变的一系列军事密约,二十一条第五号之日本的军事顾问和采用日本军械的问题,实际上已经落到实处。而这一系列的密约和换文,经手者的确就是五四运动中,为人痛恨的亲日派政客曹、章、陆。

       曹、章、陆不是当家人,当家的是徐树铮,是段祺瑞。我们知道,段祺瑞这个人,正如他自己表白的,在中日二十一条交涉过程中,他是坚定的反日派,不肯妥协,甚至不惜一战。但是为什么到了他自己当家做主的时候,居然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,变得亲日起来了呢?是不是如段祺瑞跟回国请愿的留日学生代表讲的,他认为日本的寺内内阁“颇推诚相与”呢?虽然说,来华操盘寺内对华的“怀柔”政策的西原龟三,的确给段祺瑞留下了很好的印象,但以西原借款为主要内容的日本新政策,真正令段祺瑞动心的,是他可以用源源不断的日本借款,实现武力统一的夙愿。

      段祺瑞比起他的主公袁世凯来,无论眼界、魄力、用人和手腕,都要差上一截,但是他的志向,却一点都不比袁世凯小,此公不唯志大才疏,而且志坚才疏,看准,或者说看上的事,无论如何都要做,九头牛都拉不回。袁世凯死于帝制自为,造成了南北分裂。多少年的公论,分裂的中国自然不可能强大,若要中国富强,必须实现统一。因此,对于段祺瑞来说,他的基本政治理想,就是实现中国的重新统一。在袁世凯死后,他之所以如此痛快地同意恢复民元约法,就是觉得非如此才能争得西南方面的妥协,达成统一。然而,他看到,即便恢复了民元约法,统一依然没有希望,南方军阀,并不想听北京的招呼。

       于是,军人出身的他,开始转向斥诸武力。但是武力统一需要大笔的钱,当时的北京政府,虽说未必真的政令不出都门,但在各省都不向中央政府解款的情况下,其财政收入,仅仅依靠有数的几条铁路的收入和北京市内崇文门关税,再就是支付完庚子赔款和其他借款的关余和盐余。这点钱,事实上连维持中央政府和直属军队的日常开支都不够,除了财政和交通两部,政府的其他部门一律欠薪。发行公债,开始还可以筹到点钱,但到后来总是无法归还本息,最后也就发不动了。尽管如此,段祺瑞武力统一的热望,并不因此而退烧。曹汝霖回忆他在帮助段祺瑞粉碎张勋复辟、接任段政府的财政总长时说:

       自蔡松坡 [ 锷 ] 起兵倒袁之后,西南情形,大为变动,陆荣廷标榜自治于广西,唐继尧公然反对政府,孙中山先生树护法之旗号。合肥 [ 段祺瑞——笔者注 ] 以帝制取消,复辟讨平,不应再借口南北分立,妨害统一。但谋求统一非用武力不可,用武力必须筹备军费。

       因此,段祺瑞非常恳切地请他出山,担任财长,而他则由于已经跟西原龟三有了接洽,得知日本方面有意支持段祺瑞统一,所以也就答应了段的请求。章宗祥也证实,西原龟三曾经对他透露过,寺内了解段祺瑞正在策划武力统一,但是在必需的武力和财力方面都还“很不够”,日本乐意在这两个方面帮忙。事实上,在府院之争,段祺瑞被免去总理之后不久,段的心腹谋士徐树铮在给各省督军的密电中,就坦承日本的寺内内阁是支持他们的,尽管一时去职,但仍被视为“政局之中心”,而“我北军权势消长,与日本寺内内阁利害相通”。说明在事实上,段祺瑞是有求于日本。日本的支持,也成为徐树铮用以坚固众督军拥段之心的一种凭借。

       武力统一,是令他沉迷的政治海洛因,但事实上也是段祺瑞的自己给自己挖的陷阱。后来的事实证明,段的失败,庞大皖系集团的覆灭,就是因为他们蹈入了这个陷阱。日本方面投其所好,大笔的日元涌进,使得武力统一的军事行动得以展开,即便这滚滚的日元背后有阴谋在,处于迷幻之中的段祺瑞,也难以觉察,即使有所觉察,也会以为,一旦中国实现统一,变得强大之后,剩下的事都可以重议。就当时而言,持这样功利主义态度的政治家不在少数,从康有为到孙中山,都有过出卖领土主权,换得中国改革和强大之资本的设想,段祺瑞如果这样想,事实上也不奇怪。更何况,就当时而言,段祺瑞并没有意识他的亲日,会导致主权的流失。

      不过,当时的中国,武力统一是根本行不通的。后袁时代的北洋政府,跟袁世凯时代有根本性的不同,这个所谓的中央政府,即使在依然“听命”的各省军阀那里,也已经是个名义上的中央,作为命根子的北洋团体,到了段祺瑞手上,已经事实上四分五裂,不仅作为旁支的奉系只关心自己的势力扩张,就是嫡系中冯国璋派的势力,比如长江三督,也经常不招呼,随冯国璋起舞,时不时给老段添点堵。可以说,由于利益格局的分化,北洋系直、皖、奉系三大派系的分化已经开始。

      在袁世凯时代,作为大总统的袁世凯,至少对自己能控制的地方军政长官,还可以加以惩治,虽然这种惩治的权力一直在减弱,但到了段祺瑞时代,别说一省督军,就是像冯玉祥那样的小小的旅长,即使公然抗命,总理段祺瑞也拿他无可奈何。同时,地方军阀内部的分离倾向也日趋严重,一省督军对于手下师旅长往往很难控制,害得督军往往得兼任一个主力师的师长,否则,就是一个空头大帅,早晚被人家取代。在段祺瑞第二拨对南方用兵的过程中,山东督军张怀芝领兵出征,部下张树元就后院起火,在前方作战的督军,无论怎样都回不了家了,而命令张怀芝出征的段祺瑞,却拿反叛的张树元一点办法都没有,不仅不能主持公道,最后反而只能追认他的篡位合法。这显然对于他的听命者来说,是一种致命的打击。

      这样一个四分五裂、各有怀抱的北洋系,实际上是打不了仗的,如果有人乐意打的话,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打。有地盘的,像张怀芝那样傻的很少。就是张怀芝,实际上多半也是因为在省内受部下的挤兑压迫,待不下去了,才出来找门路。剩下的,即便是最忠于段的安徽督军倪嗣冲,也只是将张勋的旧部安武军派出来应景,自己没有出一兵一卒。没有地盘的,倒是相对积极一点,但也无非是为了抢地盘,战况有利,则进,战况不利,则退,甚至呼吁和平。吴佩孚打了胜仗,当湖南的地盘给了别个,马上顿兵不前。之所以没有马上撤退回防,无非是为了向中央政府骗饷,同时利用控制的湘南地区的税收,扩张自己的军队。怀有同样抱负的,还有名义上归奉军副总司令徐树铮指挥的几个奉军师,一旦枪械捞足了,部队扩张了,就立马翻脸,一仗不打,就撤回东北。

      根本没有嫡系武力,即使所谓亲信如张敬尧和倪嗣冲都不大给他练活的段祺瑞,居然要凭借着这样一支四分五裂的队伍,对南方用兵,实现统一,不啻痴人说梦。这样的武力统一,除了南北之间无谓的战争,以及这场战争对波及地区的兵燹之灾,毫无意义。无疑,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,对于作为战场的湖南,是一场巨大的灾难。湖南人编的《湘灾纪略》说战争造成“死亡枕藉,庐墓为墟,戎马所及,决无完土”。当时的中国的军队,大体未脱清朝旧军队之积习,在自己家乡,还能有所收敛,出省作战,每每胡作非为。入湘北军,张敬尧和张宗昌的部队,纪律尤坏,战时烧杀淫掠,骇人听闻,停战了,依旧扰民。湖南被南北客军来回拉锯,其荼苦无以复加。

      其实,到了吴佩孚罢战,跟南方签订密约之际,段祺瑞和徐树铮等人已经对战事之不可恃,有所觉察,编练参战军,训练自己的嫡系武力,就是应对之策。然而,这种在吴佩孚和曹锟看来的卸磨杀驴的举措,反而更加刺激了吴佩孚和曹锟的离心,这边厢参战军未及练成,那边厢曹、吴已经反心陡长了。

      段祺瑞的武力统一,未及半途,就变成了举国痛诋、国际声誉也很差的鸡肋之举,以至于被安福俱乐部捧出来的总统徐世昌上台,也得重开南北和谈。这样糟糕的武力统一,跟日元借款这种卖国行为联系在一起,使得段政府的卖国,更加罪恶昭著,尽管,段祺瑞的初衷,倒真的可能是为了救国,而非卖国。

      当然,把段祺瑞、徐树铮以及曹、章、陆,从亲日推到卖国之境的,其实是跟西原借款有关的若干中日密约有关。说是密约,但是那时的中国,没有秘密,这边刚签字,那边风就透出来了,说它们密,委实枉担了虚名。但是,密约这种形式,却陡然增加了中日间存在猫腻的坊间猜想。

      有关这时期的中日密约,主要有两个东西,一是有关山东铁路以及延长线济顺和高徐线的若干换文,一是应对俄国事变的若干中日军事协定。关于济顺和高徐路的换文,国内比较晚近的研究,依然认为这是段政府架不住西原借款的诱惑,出卖了连二十一条交涉时都未曾让步的两路敷设权。可见当初,国人对此事的疑虑乃至愤怒有多大。显然,我们仔细审视有关两路的换文,发现并没有出让“敷设权”这回事。首先,两路是由中国政府组织的修路公司,跟日本民间银行签订的协议,由“日本资本家”出面,是得到日本政府确认的。其次,修路的款项,由中国政府发行债劵解决,言下之意,日本银行的借款,是用于购买中国的铁路债劵。其三,换文仅限于借款,没有其他附加条件,更没有就敷设铁路有任何承诺。至少按条文推理,两路的敷设应该跟借款无关。因此,一直研究中日关系,而且对皖系向无好感的王芸生才会得出结论,认为“此项换文在当时言之,比较于中国有利”。

      但是,关于山东铁路,也就是胶济路的换文,却另当别论。虽然说,日本已经占了这条路,而且,在二十一条的谈判中,中国方面也承认了既成事实,但这一切都属于被逼无奈,在国际上,尤其是英美方面,对此也是了解的。一般来讲,作为一个无力反抗强权侵夺的弱国,其外交的基本原则,是不能对既成的侵夺予以认可。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说的那样,这种换文,等于是变相肯定了日本对胶济路的控制权,以及日军占领青岛,以及在济南存在的合法性。而换文的文末,用曹汝霖的话来说,还加上属于例行外交辞令的“欣然同意”字样,则给了巴黎和会上英美以否定中国提案的借口。

      当然,换文的产生,跟寺内上台以来,出于西原借款的缘故,段政府对日本大有好感有关。章宗祥的签字,并非自作主张,毕竟是来自政府最高层的授意,也跟当时占领日本在山东的态势不无关系。占据青岛、济南和胶济路沿线的,是日本的军队。而人们都知道,日本军部长期跟政府步调并不一致,经常自行其是。尽管寺内内阁决心收敛日本在华的跋扈专横的做法,不再维持上届政府四下点火、给中国政府制造麻烦的策略,但是在华的日本军队,并没有因此而收敛,依旧在山东设置民政机关,征粮收税,实行实际的管理。正如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顾维钧针对英美有关的质问回答的那样,“当时日本在山东之军队既不撤退,又设民政署,置警察,课税则,地方不胜其扰,非常愤闷,政府恐激生事端,故又致有此约”。而此换文的产生,按交涉者章宗祥的意思,是通过双方政府间的协商,定出规则,让日本军队有所收缩,集中在青岛和济南,胶济路则由两国合办的警察维持,从而撤去日本擅自设置的民政机关。

      显然,我们从换文的字面上看,似乎也挽回了一点权益。比如规定日军从胶济路沿线撤军 [ 除济南留一小部分 ] ,胶济路的巡警队,有中国政府组织,聘用日本人,胶济路上的职员,也要聘用中国人。如果真能按换文规定严格执行,比起此前日本军队在山东到处驻扎,胶济路根本不容中国人沾边的状况,肯定要好些。这也是一向为人谨慎的章宗祥能够签这样一个换文的原因。但必须指出,这种所谓权益的挽回,只是在日本强占基础上的挽回。等于是日本人先抢去根本不属于他们的东西,然后吐出一点来,就算让步。可是,就算这样的让步,要中国政府付出的,也是过分的代价。当时的当政诸公,包括章宗祥在内,忘记了二十一条之后的中国情势,这样一签,在大局上是彻底失了分的。

       其实,这两个换文,就当时的情势而言,最大的问题是直接触碰了人们国家危亡上的那根敏感的神经。自从二十一条签订以来,中日关系就处在高度敏感的状态,日本寺内政府所谓的亲善之举,在日本没有退出山东、没有废除二十一条的情况下,很容易被人理解为一种阴谋。段祺瑞迎合日本的“亲善”,接受大笔借款,对内开战,已经有了中招的嫌疑。而这两个换文,则一个强化了日本抢占山东权益的合法性,一个则涉及了这种权益的扩展,把黑手伸到了整个中国的腹地。当年德国染指济顺和高徐两路的路权时,原本就蕴含了把势力从山东延伸到京汉和京浦线的意思,现在中国跟日本签这个换文,无论换文文本含义若何,当年的“意思”都会自然延伸过来。更何况,借款的3家日本银行,也根本不是纯粹的民间资本,跟日本政府的关系密切,以中国这种弱国地位,在很多人眼里,即使文件上没有写,但沾上日本的边,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,都很难说。实际上,自二十一条之后,中国人已经丧失了对日本的起码的信任感,自然也就危及所有跟日本打交道的人,动辄获咎。

      胶济路的换文,由于“欣然同意”四个字,成为美英在巴黎和会上搪塞中国的借口 [ 在曹汝霖看来,这四个字,仅仅是通用的外交辞令而已,章宗祥也说是“外交文书上之套语” ] ,因此,在五四运动中,最为人诟病,但真正对当时的中国构成威胁,或者说当时的国人最担心的中日密约,却是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。

     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,苏俄政府很快跟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,单独退出了战争。但是革命的苏俄很快陷入战乱,作为俘虏的、远在西伯利亚的捷克军团首先叛乱,各种反布尔什维克的叛军四起,不仅原来已经被沙俄策动开始分离的外蒙,苏俄中央政府无暇顾及,就是跟中国接壤的远东和中亚地区,也处于一片混乱。一个一向欺凌我们的强邻陷于内乱,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,显然好处更多一点,中国政府得以借机出兵库伦,收回了外蒙。当然,边境上也有些小麻烦,俄国境内的战事,免不了经常会有战败者窜入中国境内,导致一些骚乱。在1918年最初两个月的中国报章上,也出现过对此现象的报道和忧虑。有消息说,在新疆方面,俄国的回缠 [ 当时泛指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——笔者注 ] 将与新疆和土耳其的回缠一并起事,新疆督军杨增新已经实行戒严。还有传闻说,在西伯利亚的德国俘虏不稳,而俄国可能崩溃,因此,德奥可能沿西伯利亚铁路东来,云云。报章甚至打出“俄国既以无条件屈服于德,吉黑边防日形危急”字样,很是耸人听闻。

      对此,少数关心时局的人感到忧虑,也是自然,但这种忧虑,多半来自对俄国情况的不清楚,一直到1918年底,中国人都不清楚俄国到底发生了什么,夺权的人到底是什么人。德奥势力会不会趁机与俄国联合,很难说这种报界的传闻,会真的引起国人普遍的恐慌,毕竟,真刀实枪的冲突并没有发生,传闻带来的小小波动,很快就会过去,遥远的俄罗斯,跟中国人有什么相干。但是,中国的另一个邻居日本,想法却大不一样,他们的情报部门会告诉他们的当局大体真实的情况,一个陷于大混乱的俄罗斯,无疑是日本的一个机会。

      自甲午战胜中国以来,日本在远东的对手,主要就是俄罗斯,日俄战争战而胜之,但俄国的实力仍在,双方对“中国遗产”的争夺,正未有穷期。俄国的内乱,无疑给了日本又一个“天佑”之机,因此,日本军方很快做出了出兵西伯利亚的决定,借口是防止德奥东来。事实上,傻子都知道,尽管俄国退出了战局,但协约国和同盟国之间的战争,仍在欧洲激烈地进行,德奥断无可能腾出手来万里远征远东。而所谓在西伯利亚的德国战俘,释放后对远东的威胁,也是无稽之谈,谁都知道,这些人即使作乱,也是要回家,是往西去,不是向东来,哪里有力量东来南下。日本出兵,无非出于自家对俄国远东领土 [ 多半是俄国从清朝抢来的 ] 的野心罢了。从地缘态势来看,日本已经掌握了南满,如果顺势拿下俄国的远东地区,那么北满自然就是囊中之物,不劳费心从中国生夺硬抢了。

      日本人出兵,还要拉上中国人。1918年2月5日,日本军部参谋次长田中义一约见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,提出中日实现合作,共同防止德国势力借机东来。进一步,田中提出两个合作的方式,一是由两国外交部门协商定约,然后军事行动细节由双方军事部门再商量办法。一是双方军事当局商定军事布置,然后由外交部门加以认可。中国政府倾向于选择第二种方式。当时发言权很大的驻日公使章宗祥是倾向于跟日本合作的,他的理由是,日本采取行动,本可以不跟中国商议,而日本国内,也有这样的声音,抛开中国,单独行动。因此他担心,如果日本单独行动,势必重演像日俄战争以及不久前日德在青岛交战的情形,“彼时拒之不能,联之无及,自不如先行筹划共同,尚得以合意之商榷,行共同之防御,内政外交,大有裨益”。不仅如此,在双方换文之后,章宗祥还几次向中国外交部转达日方的意思,要中国方面追查消息走漏的原因 [ 因为英国《泰晤士报》已经刊载中日军事密约的全文 ] ,别信英方的“挑拨”,进一步打消疑虑。虽然只是转达日方意见,但也可看出他的倾向所在。

       所谓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,令国人最感忧虑的,是日本军队可以借机通过中国领土。人们担心,这是否会是一个现代版的假途灭虢之计。不过,以当时的情势而言,日本军队还真的就是意在俄国的远东领土,并非想借机对中国用兵。道理很简单,当时日本军队,已经存在于中国领土上了,东北有南满铁路的护路军 [ 关东军 ] ,青岛和山东也有驻军,甚至在京津至山海关,日本军队也可以凭借辛丑条约赋予的特权驻扎。日本如果打算跟中国动手,就像逼签二十一条时那样,直接在三地动员增兵即可,原用不着大费周章,签这么一个协定。这个协定的用意,无非是日本要中国当小伙计,提供通过和后勤的便利,当然也不排除适当的时候,让中国士兵给他们当回炮灰。应该说,日本人真正要的,是中日协定中的这一条:“凡在军事行动区域之内,中国地方官吏,对于该区域内之日本军队,须尽力协助,使不生军事上之窒碍。”

       但是,不幸的是,这种给予日本军队公然过境行动权利的军事密约,跟中国所有的机密政务一样,根本不可能如日方所愿,而保得住密,很快消息就全部泄露,神通广大的英国《泰晤士报》驻北京记者莫理循搞到了全部文本,迅速在英国刊发。这样一来,中国消息灵通人士自然也都知道了,迅即激起了一连串的抗议。在那种国人风声鹤唳的情形下,这种根本无密可保的密约,不可能不陷主导者于卖国之境,白纸黑字,纵有百口也无从辩白。不仅知识界疑窦丛生,连亲英美的那部分职业官僚,也心怀不满。

       属于亲英美派的职业外交官颜惠庆后来回忆说,当年签的这个军事密约,“最为国人所反对,认为日本将乘机在我国境内长期驻兵,经过相当谈判之后,终于于民国十年 [ 1921年 ] 元月,以予废除”。言外之意,此事被亲日派弄糟了,是他们的艰苦谈判才得以挽回。其实,按当时操办者章宗祥的意思,跟签订胶济铁路的换文一样,无非是日本既已执意要做,拦也拦不住。

      为了防备以后日俄之间再发生战争,中国重蹈当年日俄、日德 [ 青岛 ] 之战的覆辙,为人战地,“彼时拒之不能,联之无及,自不如先行共同,尚得以合意之商榷,行共同之防御,内政外交,大有裨益”。还是那个思路,弱国外交,承认既成事实,在此前提下以协定形式加以部分挽回,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。其实,弱国外交,就是这样的两难,不打交道,对强国的作为,概不承认,在道义上,固然没有问题,但却无法防止对方实际的蚕食。如打了交道,又等于变相承认侵略。可是,作为担事的外交官,实际上只能有前一种的选择,必须跟强盗谈判。

       最根本的问题是,自打二十一条之后,中日两国之间国民的基本信任已经荡然无存,中国是个大而弱的国家,近代以来,一直饱受欺凌,特别是来自日本的欺凌,二十一条对中国人,尤其是对知识界的刺激实在是太大了,早已风声鹤唳,任何中日间的交易,都可以向丧失权益的方向解读。当然,以当时国人的惨痛经验而言,这样的解读,也未必没有道理。曹、章、陆的悲剧,在很大程度上,就是他们不幸地赶上了那个时代,主持中日间的外交事务,自己却没有足够的政治视野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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